楼适夷简介

楼适夷（1905年——2001年），男，原名楼锡春，浙江余姚人。中共党员。现代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。早年参加太阳社，曾留学日本，回国后参加“左联”工作。抗战时期，历任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。1952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、副总编辑。鲁迅曾称赞他的翻译文笔“没有翻译腔”，这是对一个译者极高的评价。1995年，楼先生获得了“彩虹翻译奖”，这是专门为老一代翻译家设立的荣誉奖，可见其在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泰斗级地位。

 

 

楼适夷先生饱读古今中外名典，自然对天台山是很熟悉、很向往的。他自己也说：读李白“梦游天姥”的诗，常常怀想浙江天台山的胜景。本来，他可以很早就圆了游玩天台山的心愿，因为他是浙东余姚人，余姚离天台比较近。但楼适夷年轻时忙着革命，漂泊、坐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又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、副总编辑，忙着文学出版事业的规划、出版和领导工作。不要说天台，他离开家乡二十多年都没有时间回来一趟。1957年春天，他有机会受邀回年轻时坚持过游击战争的浙东根据地、老家余姚的四明山后，再安排了几天时间，顺便游走天台山，以了年轻时就向往的天台山之旅的愿望。他邀请了当时正在嵊县乡下老家埋头写作的作家魏金枝，两人结伴，加上余姚县委派遣的一位照顾楼适夷的工作人员，开始三人行。

从北京出发前，楼适夷就对这次的浙江之行充满了期待。天台山之行并不是他完成了四明山访旧之旅后的临时起意，他在另一篇《访富阳怀达夫》一文中就写道：“1957年春，我有机会回乡探亲，经过上海时，约傅雷同行作浙江之游。我是计划回乡之后，到嵊县约魏金枝同登天台山，然后到杭州富阳。”

由此可见，本来天台山之行应该是四个人。傅雷是楼适夷的老朋友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，楼适夷在上海领导左联工作时，就经常在傅雷家吃饭，有时就住在傅雷家里。傅雷不仅是一位翻译家，还是一位散文家，更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。他和楼适夷很投缘，楼适夷看到傅雷终日伏案翻译，就想拉着傅雷到浙江散散心。谁知傅雷是个惜时如金的人，虽然他很感谢楼适夷的好意，但对于楼适夷的安排，他不能全部接受，尤其是天台山，他早年已经去过了。但他没有去过富阳，他对富阳很向往，因为过去老听富阳人郁达夫说起富阳之美。他答应楼适夷在游过天台山之后，他也从上海赶到富阳，一起作富春江之游。但世事难料，后来两人因故都没有去富阳。

楼适夷的天台山之行，安排得非常紧凑。第一天，他们从嵊县沿104国道线南下，从会墅岭进入天台境内。对这一段山道，我是很熟悉的，因为到了1980年，104国道过天台和新昌之间，依然还要翻越会墅岭。会墅岭的海拔很高，上山路和下山路都很长。我们平时往返这条路，都觉得很疲惫，而驾驶员则要小心翼翼，因为山路十八弯，不少地方实在太陡峭了。但初次走这条山道的楼适夷却充满了好奇和惊喜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这是一座雄伟秀丽的高山，满眼都是苍翠的林木和急湍的溪流。在雨中，更令人体会到‘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’的意境。”而现在从嵊州、新昌到天台就非常方便了，高速公路逢山钻洞、遇水过桥，几十分钟的事情，当年却要走大半天。

第二天，他们就在国清讲寺里游玩。当年的住持澹云法师带着楼适夷在寺内参观。澹云法师是个非常健谈的人，他说起郑振铎在浙江作家、鲁迅老乡许钦文的陪同下，去年(1956年)来到国清讲寺，从寺里借走一部贝叶经去北京制影的事。郑振铎当时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。他对中国历史文献和文物有深入的研究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上海沦陷前后，他留守孤岛，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，让很多国宝免于流失。他的壮举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。他对贝叶经的价值自然了如指掌。澹云法师把楼适夷、魏金枝带到了文物室，“打开一只小小的檀香匣子给我们看。匣子里藏着一叠贝叶经，就是郑振铎同志借去到北京制影后送回来的，据说贝叶上雕镂着的，是印度大诗人迦黎达莎的作品。”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郑振铎节衣缩食，甚至经常典当衣物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以此在文物市场回购有价值的文物，后来他成为了国家文物局局长、中国文化部副部长，就更有力量做文物的保护、修复和再利用的事情了。可惜，1958年，郑振铎就在一次对外出访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，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博事业的重大损失，一直到今天，人们还在缅怀郑振铎。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，在郑振铎遇难前一年，他来到台州，结缘天台山国清寺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感谢楼适夷先生的记载。

第三天，澹云法师给了楼适夷一根竹杖、一顶箬帽、一双芒鞋，就这样，楼适夷和魏金枝踏上了天台的山间小道。让我很觉得佩服的是，此时年已半百的楼适夷(魏金枝年纪要更大些)，没有选择坐滑竿(当年天台还没有开通上华顶山的公路，要上华顶，不是徒步攀登，就是坐滑竿)，而是竹杖芒鞋步步行。这一天，他们主要游览了石梁飞瀑这一著名景点。石梁飞瀑惊心动魄：“看飞瀑全景，形势更益壮伟，但见白练千丈，下注深渊，水珠四溅，蒙蒙似细雨。”他们当晚住在中方广寺。

第四天上午，他们游玩了铜壶滴漏，楼适夷对铜壶滴漏的观察和描述非常细致生动。然后，他们又从中方广寺出发，一路直奔华顶山。路上，看到了“大丛大丛的紫莲色的杜鹃”，这种杜鹃，现在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“云锦杜鹃”。楼适夷上华顶的时候，正是云锦杜鹃盛放的时节。

当天下午一点半，楼适夷一行终于到了华顶寺。稍事休息之后，再没有计划寻芳觅幽，只是在寺内外走动。他们要积蓄力量，明天一早要登顶看日出。

第五天，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。当时还是凌晨三点，一片漆黑。“向导提着纸灯笼，我们每人手里带着一支电棒，摸黑登山，山路甚崎岖。”到了山顶，那里有一个叫传经法师的僧人，他独居在石室里修行。传经法师说，华顶山上其实很难看到日出，一年四季都有云雾，尤其是现在这样的多雨季节。传经法师说得楼适夷等人差点没有了信心，但楼适夷不甘心，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就是专程来看华顶日出，难道就要这样无功而返吗？他们继续等待着，盼望着。真是精诚所至，天从人愿，“我忽然望见楼窗的外边，一轮带雾的红日，已经高高地升上了东方的天空。一声欢呼，许多人都涌上来看了。看得不够，又跑到降魔塔边再看。可是浓雾又像大浪似地升上来了，终于又把红轮罩住。天色已经大亮，这昙花一现的红日，就再也不和我们照面。我们便兴尽下山了。”

楼适夷对天台山之行是非常满意的，他访问了天台山最主要的几处山水名胜和古寺名刹。最后他还很幸运地看到了华顶日出。华顶那一次转瞬即逝的日出，好像是专为他们而显现的。回到了山下，楼适夷就接到了通知，要他马上回单位。

在游记中，楼适夷说过，这次来不及再去桐柏宫、赤城山等天台山名胜了，留下点遗憾，以便以后乘兴再来一趟天台山。当时楼适夷还富有春秋，所以很有信心。但他想不到，后来，因为各种原因，他再也没有来天台山，这是他的遗憾，也是天台山的遗憾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