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翥 摄

 

欣闻母校街头小学正在筹办200周年校庆活动（学校前身是创建于1823年的蓝洲书院），我这个87岁的退休老教师，不禁思绪万千，感慨良多。回想当年在母校一年零两个月的求学经历，心潮澎湃，终生难忘。因为它是我命运的转折点，母校的培养，恩师的提携，使我从一个放牛娃变成了人民教师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我家没有一分田地，全家都在石门亲戚家垦荒度日。因此，我读书也是三日打鱼，两日晒网，没有上过一个完整的学校。

1950年土地改革，我家分到了土地和房屋，全家才搬回老家后岸，我也插班进入后岸小学四年级读书。当时后岸小学只有初小，毕业时我是第二名，第一名是班主任陈兆文老师的妹妹陈小娟，陈根琴第四名。因为后岸小学是初小，没有五、六年级，要想上高小，必须去十多里外的街头小学，因家庭困难无钱供我上高小，所以辍学在家务农。

后来陈兆文老师（后岸村人，在街头小学退休）组织村民演戏，我也参加。记得第一出戏是《生死恨》，我与陈根琴是主角，扮演一对农民夫妻，因戏文紧密配合当时土改形势，得到大军（土改工作队的解放军，老百姓称呼大军）的鼓励和支持，还把剧团叫到平桥镇上庞村演出。从此，我白天参加家里劳动，砍柴放牛，晚上去剧团排戏，因为我还是后岸儿童团团长，所以还要帮土政大军站岗放哨、看守地主，生活过得倒也有滋有味。

但是，我太喜欢读书了，总想能继续上高小。兆文老师也觉得我是读书的料，荒废了学业太可惜。他经常到我家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，动员我的父母让我去街头读书。父亲觉得要住校，家里穷得连书学费都没钱付，更别说要带铺盖饭菜，所以坚决不让。母亲虽然支持我读书，但她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偷偷抹眼泪。后来，兆文老师又与街头小学领导协商，答应免除全部书学费，父亲才让我去读书。

父亲虽然答应了，可那时已是1951年农历十月份了，也就是说离五年级学期结束只有两个多月了（那时是春季班，每年农历12月份是学期结束时间，与现在秋季班不同）。街小老师提出先让我去四年级复读，明年再去五年级。兆文老师说，定仙天资聪明，智力超群，可以去五年级读书。最后决定去五年级试读两个月，若成绩跟不上，明年再读五年级。

上学不到十天，就碰上历史课月考，我得了70分，老师们都非常惊奇，觉得难以置信。一个月后，我的各科成绩都是全班第一，每次课堂提问，总是让我把其他同学答不出的问题补充完整。到学期结束时，校领导叫我明年直接上初中班读（1952年春街头小学创办了初中班）。后因县教育局不批准，仍读小学六年级。

毕业时，我是第一名，湖酋季国兴第二名，济溪夏国顺第三名，街四泮行兴第四名，其他名次记不清楚了。

现在还能记起当年的同学有，街头村叶万松、姜礼玉、国凤、许振华、泮行周、王安金、岩水、埠头村倪岩金、再松、福寿、济溪村丁其广、后岸村陈正标、陈定溪等。

当时的校长是许绪染，许校长能力强，精通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。常把自己的收音机带到教室、礼堂给学生听，这是街头学生第一次见识到收音机，使学生大开眼界。六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徐贮华，教导主任好像是王文庆，他教我们唱歌，歌唱祖国，歌唱二郎山，歌唱王二小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，我们至今还能传唱。另外，还有徐台志老师，曹若觉老师，王明生老师（女）等等。

在街小读书时生活极其困苦，记得有一次，母亲做了 16张糊拉汰皮给我当一个星期的口粮。我舍不得吃，每餐用开水泡半张糊拉汰，周六还带回六七张，我母亲见了泪如泉涌，心疼极了，说这样要饿死的。

1953年1月（农历1952年12月）我小学六年级毕业，也是最后一届的春季班。1953年上半年在新中小学复习。也是这一年，全国入学考试由原来的正月改为农历七月，春季班改为秋季班。天台中学，也从这一年开始，全县统一招生。我们祥明乡参加天中考试的一共6个人，后岸我与陈兆东，另外石柱两人，张家桐一人，塘岙一人。只有我与陈兆东考上，后来在天台中学初中部读满三年初中。

1956年初中毕业后，因成绩优异，我被免试保送高中部。1958年因家庭原因辍学，1959年以同等学力考入杭州大学。1963年毕业分配温岭工作，1970年调回天台，1997年在街头中学退休。我平时喜欢文学、音乐、摄影、体育。我是县文联首批摄影协会会员。我还做过校儿童围棋教练，县第一届儿童围棋赛，我带的长雄杰同学获第二名。

目前，我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。每天琴棋书画，自娱自乐，身强体健，精神矍铄。